法家文化管理

一， 法家的产生。
历史上有两种法家，贵族法家和平民法家。后来贵族法家胜利了。

二， 法家的改革思想。
1经济改革思想。法家与道家儒家经济思想之不同。法家因人、因地和开放式地发展经济。“今以故秦事敌，而使新民作本，”（商）
2，政治改革思想。
以“富国强兵”为导向：“今世君不然，释法而以知，背功而以誉。”（商）
法家加强君主集权：
① 弱民；②强势；③用术；④垄断利途；⑤战争。
国这所以重，主之所以尊者，力也。”（《商君书·慎法》）“君人者，国小则事大国，兵弱则畏强兵。大国之所索，小国必听；强兵之所加，弱兵必服”（《韩非子·八奸》）
“有道之主，远仁义，去智能，能之以法”（《韩非子·说疑》）
3，思想文化的举措。
法家的着眼点是，
第一， 争夺话语权，以君主之是非为是非；
商鞅说：“所谓义者，为人臣忠；为人子孝；少长有礼；男女有别；非其义也，饿不苟食，死不苟生。此及有法之常也。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”（《商君书·画策》）
“救群生之乱，去天下之祸，使强不陵弱，众不暴寡，耆老得遂，幼孤得长，边境不侵，君臣相亲，父子相保，而无死亡系虏之患”（奸劫弑臣第十四）
第二， 提出务实的是非善恶标准。
“是以说有必立而旷于实者，言有辞拙而急于用者，故圣人不求无害之言，而务无易之事。”
“今人主之于言也，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；其用于行也，美其声而不责其功焉。是以天下之众，其谈言者务为辩而不周于用，故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，而政不免于乱；行身者竞于为高而不合于功，故智士退处岩穴、归禄不受，而兵不免于弱，政不免于乱，此其故何也？民之所誉，上之所礼，乱国之术也。今境内之民皆言治，藏商、管之法者家有之，而国愈贫，言耕者众，执耒者寡也；境内皆言兵，藏孙、吴之书者家有之，而兵愈弱，言战者多，被甲者少也。故明主用其力，不听其言；赏其功，必禁无用；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。夫耕之用力也劳，而民为之者，曰：可得以富也。战之为事也危，而民为之者，曰：可得以富也。战之为事也危，而民为之者，曰：可得以贵也。今修文学、习言谈，则无耕之劳、而有富之实，无战之危、而有贵之尊，则人孰不为也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，事智者众则法败，用力者寡则国贫，此世之所以乱也。故明主之国，无书简之文，以法为教；无先王之语，以吏为师；无私剑之捍，以斩首为勇。是境内之民，其言谈者必轨于法，动作者归之于功，为勇者尽之于军。是故无事则国富，有事则兵强，此之谓王资。”

三， 法家之法。
法背后包含的文化信息有：
1， 建立在人性自私的基础上；
2， 法要与时俱进；“法与时转则治，治与世宜则有功。”（韩）
3， 法要服务于国家的中心任务；
4， 法着眼于防范；“夫圣人之治国，不恃人之为吾善也，而用其不得为非也。恃人之为吾善也，境内不什数；用人不得为非，一国可使齐。为治者用众而舍寡，故不务德而务法。”（韩）
5， 法要规范、无情。

四， 法家的“举国体制”。
1， 君国—君主位居至上；
2， 君德—君主不能胡作非为；
3， 君智—君主要提高执政能力；
4， 君政—君主政治要效率高、规范、无情。

五， 法家之局限性。
1， 不讲家族意识，这是脱离中国的国情；
2， 过于强调无情，超出人的承受能力；
3， 过于集权，压抑了地方的生命力；
4， 法制成本过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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