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时期，绩效考核已从单纯的结果评价工具，跃升为驱动公共服务提质增效的核心机制。*、*将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定位为“深化财税体制改革、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内容”，其核心在于构建“花钱必问效、无效必问责”的硬约束机制。截至2025年，我国已初步建成贯穿政策全生命周期的绩效管理体系，上海嘉定区等地方更将百万元以上新增项目全部纳入事前评估范畴，标志着绩效考核正向科学化、精细化、制度化纵深发展。

制度框架与政策演进

我国绩效考核的制度根基源于 “三全体系”建设：全方位覆盖、部门、政策与项目预算；全过程贯穿事前、事中、事后管理；全覆盖一般公共预算及性基金等四本账目。这一框架在2025年进一步强化，通过 《关于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意见》 等政策，将绩效考核与企业治理衔接，要求国有企业建立“权责透明、有效制衡”的治理机制，推行任期制契约化管理。在地方层面，嘉定区明确要求100万元以上新增项目必须开展“五性评估”（立项必要性、投入经济性、目标合理性、方案可行性、筹资合规性），凸显制度刚性约束。

政策演进轨迹呈现 “螺旋上升”特征。从早期侧重经济指标（如GDP增长率），逐步转向综合考核公共服务质量、民生改善、可持续发展等多元维度。2019年健康中国行动已将人均预期寿命、婴幼儿死亡率等健康指标纳入地方考核；而2025年职能部门考核更涵盖财务报表差错率、采购成本降幅、政策协同效应等精细化指标。这种转变呼应了施青军教授提出的 “绩效评价四维张力模型” ——平衡目标模糊性、利益多元性、数据非对称性与结果滞后性的复杂治理需求。

绩效评估方法的创新实践

成本效益分析法成为评估方法论的核心工具。上海嘉定区要求申报单位全面核算“全周期成本”，包括建成后的运营维护费用，通过方案比选确定成本效益最优路径。这种方法在基建领域成效显著：某市地铁建设项目通过成本效益分析优化站点布局，节约长期运营成本12%。引入多元主体参与的复合评估机制。除财政部门主导评估外，第三方机构、行业专家通过独立评审强化专业性。嘉定区规定评估需至少征询2位专家（行业与预算管理各1位）意见，专家意见表作为评估报告必备附件。

但第三方评估仍面临独立性挑战。研究显示，我国约65%的第三方评估依赖委托资金，导致评估范围常被限定在“易显绩”领域。为破解此困局，施青军教授在《绩效评价》再版著作中提出构建 “六维评价标准”：相关性、效果、效率、公平、可持续性及公众满意度，通过多维交叉验证提升结果公信力。广东等地探索“自主发起式”第三方评估（如华南理工大学绩效评价中心），通过独立数据采集降低信息不对称。

指标体系科学化设计

分层分类的指标架构是精准考核的前提。*层面建立共性指标框架，地方部门结合职能细化特色指标。以2025年财务部考核为例：经理层级考核聚焦“财务报表差错率”（权重20%）、“财务体系规范化完成率”（权重10%）等战略指标；而会计岗位侧重“记帐凭证差错率”（权重20%）、“税务申报及时性”（权重10%）等操作性指标。这种差异化设计回应了西方国家绩效预算的启示：指标需匹配组织功能定位，区分“战略决策”与“执行管控”层级需求。

量化与可验证性成为指标进化方向。嘉定区事前评估采用百分制量化评分，80分以上项目方可立项；深圳市龙岗区将“公众满意度”拆解为服务响应速度、投诉解决率等5项可测量子指标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指标设计需规避“唯数据论”陷阱。施青军教授指出，绩效存在“结果滞后性”——教育、环保等政策效果可能十年后才显现。故上海嘉定区在科技创新政策评估中引入“可持续影响”指标，关注人才培养、技术积累等长期价值，平衡短期可测性与长期合理性。

结果应用与问责机制

绩效与预算的刚性挂钩是制度落地的关键。财政部明确要求建立“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挂钩机制”，对低效无效资金一律削减或取消。上海嘉定区将评估结论分为三级：“予以支持”项目优先保障资源；“调整完善后予以支持”需优化方案重新报审；“不予支持”类项目终止预算申请。2024年某省科技创新资金清理35项低效项目，统筹38亿元转向关键技术攻关领域，体现“零基预算”逻辑在绩效管理中的应用深化。

问责机制从“事后追责”向“终身追责”升级。*文件规定对重大项目责任人实行“绩效终身责任追究制”，某能源项目因事后发现评估造假，追溯问责已调离的原负责人。同时建立“双向激励”机制：对考核优秀的单位给予预算倾斜，如杭州市对绩效评级A级的部门下放50%项目资金调剂权；而对连续不合格单位实施预算压缩、约谈主要负责人等约束措施。这种机制借鉴了新西兰经验——将部门绩效与管理者薪酬晋升直接关联。

挑战与未来发展方向

数据壁垒与指标泛化构成现实阻力。第三方评估面临政务数据开放不足的困境，某研究机构获取环保监测数据需经7个部门审批。部分地区考核指标膨胀至300余项，导致基层陷入“填表考核”形式主义。施青军教授指出，破解之道在于建立“核心绩效指标基线”（Key Performance Baseline），聚焦20%关键指标承载80%考核权重。

未来需向“智慧绩效”与“生态协同”转型。技术上，依托大数据动态监测指标实现预警，如广东省财政厅建立“绩效云”平台实时追踪项目进展。制度上，构建跨部门协同机制：上海市将教育、医疗等民生政策绩效评估合并为“公共服务包”综合考评，破除部门本位主义。更需借鉴国际经验，如瑞典《预算法案》要求四本预算绩效数据互通，我国可探索社保基金绩效与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的联动分析模型。

绩效考核的本质是重塑公共资源配置逻辑，通过“目标-投入-产出-效果”的全链条管理，推动从“投入导向”转向“结果导向”。当前改革已形成 “制度框架科学化、评估方法专业化、结果应用刚性化” 的三维驱动格局，但破解数据壁垒、优化第三方独立性、平衡长短期指标等挑战仍需制度创新。未来可探索三方面突破：建立 “政策绩效档案” 实现跨任期延续性评估；推广 “免申即享” 政策将考核结果自动转化为企业优惠资格；深化 “组态分析” 技术识别绩效生成的多要素耦合路径。唯有如此，方能使绩效考核真正成为提升治理效能的“制度引擎”，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。